经济发展的“DNA双螺旋”结构模型(3)

　　三、结合中国经济中的一些实例来分析

　　（一）再论前几年的提出的“4万亿投资”

　　我们对到底应不应该突然实行四万亿计划暂且不论，但最起码当时所提出的“加快项目审批”、“缩短审批时间”这两点政策是明显出台过急的，很明显，这会导致严重的粗放型GDP的增加——导致项目建成后，可能会因为产品结构不合理或者利用率不高，不能满足已经被“货币投放”拉动起来的消费的需求，从而导致严重结构性通货膨胀和结构性产能过剩。国民的支付能力或者整个国家的支付能力不会有相应程度的增长。

　　比如，搞一批基础建设，投资一万亿元人民币，但建成后没有用，或者利用率很低，而工程自身带动的总供给，被它自身消耗。工程建成后，由于该工程利用率低，造成不能产出足够的相应程度的有效GDP，但这时H值大幅度减小到导致通货膨胀“趋势”（因货币流通速度和流通量都在增加而造成总需求增加），那么它对整个经济就几乎只有助推通货膨胀的作用。如果因这时总产能过剩或者进口能力较强没有引起明显通胀，那么这个经济行为只是支付能力的转移——从政府手中转移到经济个体单元，然后引发再次的投资或者消费，从而带动GDP增长。这其实相当于“增加了转移支付措施”的效果（包括银行呆坏账的核销），只是对象不同，并且付出了时间成本和劳动成本。这勉强属于状况二A结果。

　　但如果因为总供给没有跟上而引发通胀，那么与Y值正相关的总供给和与其负相关的H都在同比例增长（这里的总供给增长是指因物价上涨因素引起的GDP重新核算增长），那么由于“状况二B结果”的因素，支付能力Y值在突然猛涨后会物价的上涨而逐步回落。

　　由于中国只是结构性产能过剩，并且对进口管制较严，所以国民或者企业或者整个国家的支付能力并没有因四万亿投资而相应程度的增长，支付能力Y值在突然猛涨后会逐步有所回落。属于状况二B结果。

　　所以我们的投资应该秉承“细审快建”的原则。

　　（二）近期遏制“过度三公消费”对宏观经济的意义

　　经济活动其实就是人们相互满足需求的活动，正常的需求获得满足产生的是正常的经济；畸形的需求获得满足，产生的是畸形经济（比如毒品的交易）。我们所讲的GDP应该只是正常经济的产值。我们“过度的”三公消费需求获得满足，里面应该也会包含畸形的经济成分在里面（否则就不能称之为“过度”）。就像某种产品的价格已经脱离几乎所有国民的消费水平的时候，但还是消耗量（产值）那么大，这里面肯定有不正常的经济成分在里面。这反映在公式里面只是相当于提高了总需求值而H值在减小（货币流通量和速度都增加了），但总供给（GDP和贸易逆差）没有变化或增长较小，结果几乎等同于某工程建成即废弃或者利用率很低（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等同）。这个论点的依据是此产品的相当部分的产值脱离了“正常的供需关系”，这部分产值都不应该归入到反应正常经济的GDP里面（这种经济不同于一般奢侈品经济，因主要买单对象不同。即如果是公款，就是直接使用的政府的支付能力来满足政府自己的消费需求，北大核心期刊并且导致这种产品越来越脱离一般国民消费或者企业消费。这脱离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浪费了国家的支付能力）。

　　这种过度三公消费的后果反应在公式里：与Y值负相关的H值在减小（流动性增加，流通速度增加也算），与Y值正相关的GDP和贸易逆差没有“相应程度”的提高（投资—产出效率较低，但也是会有提高），那么，Y值应该也是提高了，并且确实也是提高了。但要注意，这只是这个时间节点的提高，如果这时国内总体产能过剩或者随后增加了进口，从而没有导致产生通货膨胀，那么这种过度三公消费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就相当于向本来就高福利的人群发放补贴。虽然有失公允，但确实是总体Y值增加了，并且这个人群还是会把这些钱投向社会，从而引发二次投资和消费。此勉强属于“特殊状况二”A结果。

　　如果这部分过度三公消费的钱被阻止，那么也可以并且这是最好的办法——把这部分截留的过度三公消费的资金转移支付给中低收入阶层人群。既可以对社会公正，也可以刺激正常的消费。即在这部分钱的第一次投资和消费时，就起到促进GDP和Y值增长的正面作用。此属于经济发展的正常状况或者说良好状况。

　　但如果这个时间节点时国内产能没有过剩，并且随后没有增加贸易逆差。那么这种过度三公消费就会明显助长通胀。那么这种Y值的增长是暂时的，会被随后产生的通货膨胀而抵消。此时属于“特殊状况二”B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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