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文化对新加坡电影发展的积极影响

　　如前述，新加坡政治文化是儒家政治文化与西方民主政治文化的混合体，可归为威权主义，这种政治文化决定了新加坡政府必然是威权政府。威权政府是具有极高权威的政府、强有力的政府、强势政府，其对国家运转和社会发展具有主导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行动党及新加坡政府高瞻远瞩，善于筹谋，用心描绘新加坡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蓝图，使新加坡在短短几十年内迅速崛起，成为令世人惊叹的现代化发达国家。建国初，文化艺术发展不是当务之急，因此新加坡电影业得不到政府重视和支持，走了下坡路。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新加坡已崛起，新加坡政府方才重视文化艺术事业，大力扶持新加坡电影业，专门成立电影委员会，以推动电影业。在政府强力干预下，新加坡电影业得到复苏并有所发展：1991至2006年，平均每年制作475部电影；2007至2011年，平均每年制作198部电影（几乎达到新加坡电影史上的黄金时期——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年均产量）。

　　一批新加坡电影还走出国门，乃至获得国外种种奖项：邱金海执导的《面薄仔》获1996年福冈亚洲电影展特别评审奖；邱金海执导的《12楼》是首部在戛纳电影节放映的新加坡电影；邱金海执导的《伴我行》获2005年都灵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等三个奖；王礼人执导的《血溅芽笼》获2005年香港亚洲电影节最佳新人影片；托尼·艾尔斯执导的《家乡的故事》获2007年新南威尔士文学奖最佳剧本奖；唐永健执导的《吃风》获2000年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新人奖和2000年斯德哥尔摩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等等。2005年，新加坡主办“新加坡季在伦敦”活动，压轴项目是新加坡电影周，期间放映了《小孩不笨》《跑吧！孩子》《12楼》等8部精选片。“这些电影以独有的方式展示新加坡的都市场景和文化特色，获得伦敦评论界的好评。”[5]

　　（二）政治文化对新加坡电影发展的消极影响

　　新加坡威权主义包含一定的专制成分。这决定了新加坡政府具有一定的专制成分。新加坡有普选、多党竞争、三权分立等民主外衣，但其骨髓还是“一党独大”，人民行动党驾驭和主导新加坡政治领域乃至社会各领域。人民行动党及新加坡政府对电影业的监管和控制是由电影审查员委员会来履行的。1959年新加坡自治后，电影审查员委员会由内务部负责，1963年该委员会被并入文化部，目前该委员会属于新闻与艺术部。

　　1967年和1972年，邵氏兄弟的马来亚电影制作公司和陆运涛的国泰影片公司先后撤出新加坡，个中缘由恐怕包含着对新加坡的高压政策及电影审查员委员会的不满。

　　人们普遍认为，新加坡电影审查制度以严格著称，然而，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局长策略关系司长兼新加坡电影委员会司长文树森2007年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进行了澄清：“其实这是一个错觉，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新加坡是一个多元化、多种族的国家，因此在涉及到宗教、政治方面等敏感问题时会考虑得多一些，但这种审查不是全盘拒绝一部影片的放映，而是根据一些镜头来定义适合哪个年龄的人观看而已，一般的电影在新加坡都能够通过。”[6]文司长的辩解有一定道理，但难以让人信服。考虑到新加坡威权主义，电影审查员委员会在涉及政治敏感问题时会“考虑得多一些”应意味着“考虑得很多”，以致存在这些问题的电影很有可能夭折或被禁止公映。1991至2011年，新加坡共制作175部电影，而得以在新加坡影院公映的电影为105部。在影院公映的电影题材多为生活类、教育类、喜剧类、恐怖类和战争类，如《美好冤家》《小孩不坏》《吓到笑》《血肉盛宴》《新兵正传》等，而政治类电影几乎没有，更不用说主题为批评政府或者重要官员的电影缺位了。

　　此外，新加坡威权主义一方面推动了新加坡电影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新加坡电影从业人员的创造力、活力和自由，使他们对政府产生某种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