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台湾作家三毛，其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中不断“找寻”的文化现象，与其少女时代“丢失”自我的惨痛经历密切相关。《撒哈拉的故事》是一部关于青春、流浪、爱情与异域写作的自我陌生化传奇；通过这种文学写作她建构了三毛式文体。然在现实中，只有在自然和文明的边缘地带三毛才会展现出独特的文学生命力。

　　关键词：三毛 失我者 撒哈拉传奇 三毛式文体

　　一、一个“失我”者的不断“找寻”

　　三毛（1943—1991）原名陈懋平后改名陈平，笔名三毛又名ECHO，祖籍浙江舟山，出生于重庆，但真正生活成长于台北。三毛有限的一生，前后变化很大。前期基本属于一种叛逆的青春少女，后期则呈现出一种历经沧桑而有意刻饰自己的淑女形象。

　　在20世纪动荡战乱之后的台湾，三毛的家庭环境并不像大多数外省人那样充满了艰辛，而是属于那种小康之家书香门第。三毛则是那种内心极其敏感的女孩子，个性很强。三毛排行“第二”，上下不靠，幼年曾感觉在家庭中“不受重视”，隐含了某种“自卑情结”。这种“自卑”倾向导致了她对外界的某种不信任感，包括自己的父母；她的父亲曾经希望带来“和平”的女儿“陈平”，其内心一开始就不平静、不平和，不平衡。不过，尽管三毛幼年“性格独立、冷淡、执拗、叛逆、不合群”，但如果不是后来遇到了“熊猫眼”事件，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能够适度调适过来。但不幸的是，少女三毛受到了巨大的刺激而得了“自闭症”，引发了性格的畸变，最终形成了“自卑”情结甚至“虚无”情结。这对于敏感要强的三毛是致命的。这个事件发生在三毛十二岁半的时候，由于考数学被误认为作弊，被数学老师在她的眼睛上用黑色墨汁画了两只熊猫眼，受到了到操场走一圈的“游街式”惩罚。这个事件直接促成了三毛的精神变异，直到第三天三毛走到教室就昏倒了，从此形成了“自闭症”：“那是一种心理疾病，患者的器官全部封闭起来，不再希望接触外面的世界，因为只有缩在自己的世界里最安全。”{1}三毛当时并没有自我保护意识，面对成人世界她无力对抗，本是自卑的，各种生命力都产生了严重的内倾倾向。这次事件急剧地撕裂了她的“自我”调适能力，这种严重的否定性打击，使得她在一个本来要建立“自我”的年龄，一定程度地丢失了“自我”。对这种病症荣格曾分析道：“自我总是处于我们的注意和欲望的中心，并且是意识的绝对撇不开的中心。如果自我分裂了，那么，所有对价值观念的感觉也就不复存在了，而且事物也就很难进入自动复制的过程，因为中心已经分裂，心理的各个部分有的归于自我的这一碎片，有的归于另一碎片。”{2}后来我们看到的三毛的任性和流浪，都与这个“自我”的分裂与丢失有关。在少女时代本该形成相对稳定性格的时候，发生的不幸事件，其严重的精神后遗症事实上跟随了三毛的一生，却意外地用艺术再现了现代人对精神“原乡”（彼岸）的追寻历程。

　　这种情况必然反映在三毛带有自传性的文本中。在1962年三毛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惑》中，三毛用稚涩的语言描述了这一精神症状。作品写“我”陷入了珍妮歌声的幻觉之中，总是听到这种神秘的歌声：“我从何处来，没有人知道，我去的地方，人人都要去……”但“我”一听到这歌声就着魔似的喊叫，发烧，但这歌声却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它们渗透全身，我被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强烈地笼罩着”，从此成了一种“幻听”。有一次三毛出去画生在“幻听”的疯狂中她“迷失”在山沟里，“找寻”不到出路。后来被一个农人送回家。从此之后她一次一次“跌落到那个虚无的世界里，在里面奔跑，找寻……找寻……奔跑……”她想“与珍妮分手”，但她依然在空洞地唱歌，后来她感到自己和珍妮“合二为一”了{3}。这部作品是作者在十六岁时写的，被她的绘画老师顾福生交给了著名的作家白先勇，并发表在《现代文学》上。作品开始那个“断线的风筝”的意象，真实地再现了现代的荒诞、虚无意识，在这种黄昏、雾霾的背景下，“我”不过如那个“断线的风筝”，只因为挂住了那棵“电线杆”才得以驻存。“电线杆”和“断线的风筝”真实地再现了人类与存在之间的生存关系，这是一种“滚滚红尘”的“在世”场景，“尘世”哪里会是人类的“原乡”（彼岸世界）？这种带有《红楼梦》中宝玉“出家—返乡”意义的哲学存在，出现在了十六岁的三毛身上，说明她已经模糊地意识到了这是她“追求的世界”，“乡愁的根源”。此后，在三毛作词的著名歌曲《橄榄树》中那一声“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依然回荡着这种“原乡”的“谷音”（三毛笔名ECHO就是回声之义）。然而，世人大多却以为是到了西班牙的中国女子遥远的乡愁。这种尘世的观察和三毛的精神原乡之间一直存在紧张的关系，甚至一度使得她自己也迷惑起来，在后来的“迷航”系列如《梦里梦外》《不飞的天使》中，甚至三毛一度沉迷的“通灵术”，都是这一精神情结的演化。

　　因此，三毛由“失我”而引发的对于人类精神“原乡”的一再碰触，深深地触及到了现代国人乃至整个人类，自从尼采时代就回响的著名话题：上帝死了！虚无主义已经来临！人类安身立命的根基何在？这便是那首著名的《橄榄树》歌曲真正的精神意义。

　　二、撒哈拉传奇：流浪、爱情与文学

　　三毛真正成名于《撒哈拉的故事》，这乃是一部关于青春、流浪、爱情与异域写作的自我陌生化传奇。它描写了一种罕见的异域风情和跨国浪漫之恋，确实带有浪漫主义的“创伤情结”和“乡愁情结”（以赛亚·伯林语），但对三毛来说这不仅是浪漫的表现，而且是自我的修复和归乡。

　　确实，三毛的“流浪”实乃对于少女时代那种致命创伤和几次恋爱挫折的修补，对于一个破碎了“自我”的人，“找寻”必然成为她的宿命。不过，这种“寻找”往往只是常人世界“认识论”意义上的事情，而对“此在”那匮乏的存在本质的“回归”或者“返乡”，缺乏觉悟。事实上“人类的婴儿必然从存在的领域迈进到意义的领域。换言之，它必须为意义而舍弃存在”{4}。在这个意义上，“自我”不过是在语言的象征秩序中为确证自己的意义定位，这种通过镜像阶段到象征界的主体生成之路，按照拉康的看法，这是人类的“第一个悲剧”{5}。因此，在现实性上，三毛面对的“空虚”和“黑暗”乃是“意义的匮乏”之结果。从反面而言，她的“自我”觉醒只有通过“他者”才会确证自己的存在；从正面说则三毛早就先人一步接触到了人类的存在本身，并通过“上帝”信仰导向了这一存在处境。在这个建构自我的过程中，三毛主要通过“爱”的关系来确认自己的。在《雨季不再来》这本“当三毛还是二毛的时候”写作的大量文本，明明白白地记载了一个小女孩朦朦胧胧的性别意识、爱的感觉以及伦理禁忌。与我们一般想象的文化启蒙相反，真正的自我觉醒不是文化的灌输而是存在的体认，性别意识的觉醒往往是“此在”在此的确认，爱欲对于自我的建构有着超越本能层次的意义。三毛正是借由爱情回到了正常的人性建构轨道。当她无意间翻到一本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看到有关撒哈拉的介绍时，燃起一种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这种强烈的莫名其妙的感应似乎也有了解释。在这里，她与西班牙那个恋了自己七年的男孩荷西结为夫妻，终于结束了那种任性叛逆的个体生活，建立了一个“家”。从此，三毛的性情更增加了一些可以称作“责任”的东西。在后来纪念荷西的回忆性文章中，三毛用自己的浪漫想象弥补了生活的欠缺，最动情的那一笔便是她和荷西的爱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三毛后来的回忆中，难得的也许已经不是爱情，而是那份相互依偎和相互理解。